抗战1940，军统派出特务冒充宋子文弟弟与日本谈判停战

抗日战争进入1940年，深陷战争泥潭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在结束对华作战的问题上同样急迫。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都积极主张与**政权秘密接触以谋求战争之外的解决方式。

西尾寿造上任之伊始，就确定了“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的原则；板垣征四郎则对“汪蒋合流”极为热衷；多田骏甚至已经为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而托关系找门路了。

铃木卓尔回到香港，请求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从中斡旋，促成他与**夫人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会面。宋子良时任中国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公司总经理，常住香港。宋子良听说此事，一开始断然拒绝，之后又答应可以会面。于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拉开了序幕。

参与“桐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谁也没有见过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时抵达秘密会见地点，还带来了重庆方面的立场：一、中国准备在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希望得到美国等第三国的调停；二、谈判前实行停战，日本方面必须保证谈判成功后从中国撤军；三、日本方面应该信任国民政府有镇压共产党武装的能力。

同时，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点疑问：一、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又主动要求接触谈判如何解释？二、一旦谈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诚意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态势？三、日本方面能否给**本人写一封信，让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和谈的？

铃木卓尔与宋子良见了三次面，他渐渐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让人从门锁的钥匙孔里秘密拍下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伪政府让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辨认。

但是，放大数倍的照片依旧清晰度不够，两人一会儿说可能是一会儿说不太像。板垣征四郎的态度是：“只要是同重庆进行着联络，即使是冒充的也没什么妨碍。”

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日军逮捕了一名“重庆间谍”，审问时被担任过“桐工作”现场翻译的日军军官认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的“宋子良”，其实他是重庆军统局头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务。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国战场上走进死胡同的日本人，对谈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