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北洋大臣李鸿章答外国记者问

作者: 平道乃是神僧
来源: 数月亮
2020-03-29

出国访问

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朝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即使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清朝政府却几乎日日需对外交涉。于是乎清朝政府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重要的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紧要的对外交涉，奇葩的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清朝“外交”，却只能与清朝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恰满足了清朝政府自认为的“天朝上国”的幻象。

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 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的28 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28 年间，因其职务职责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近代中国，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中国记者采访政要，所以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其中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史料的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杂志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开另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进一大步。

大个子李鸿章侧面照。参见（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 DAILY APPEAL），1879年9月 13 日，星期六。

李鸿章在国际上曾有“清朝的俾斯麦”之称，这一美誉，来自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1879 年春，退休的格兰特将军来到清朝，与李会见。此后，二人私交甚笃。在此前后，英、美报纸都曾将二人对比，认为二人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容易建立私谊。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Daily Appeal ）1879 年9 月13 日的一篇文章说：“镇压了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地位跟格兰特将军在美国的相似。”“他就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升到目前高位的李鸿章总督。几年前，他是清朝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现代知识、历史、地理等的造诣都很深。他和格兰特将军年纪相仿，都平定了国家的叛乱。这使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友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格兰特将军一样，在北京及清朝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不幸的是，“清朝的俾斯麦”并未如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使国家强大。在格兰特将军称李是“清朝的俾斯麦”十几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被投闲散置，但1896 年5 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朝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访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仅是表面的理由，其实质是因日本打败清朝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而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趁机迅速扩大在清朝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使清朝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 年3 月中旬到10 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 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但此前去日本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系列出访既是他的首次出国访问，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访问。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所以，他此次出访，更值得重视、研究。

向俄国官员传授“官场秘籍”

李鸿章首先访问俄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他也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的确，他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相较同时代官员，李鸿章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这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实际已成为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清朝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籍”，官员在官场可能就“玩不转”。

李鸿章与孙子李国雄。参见（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1894年10月6日，星期六，第2693 期。

与俾斯麦惺惺相惜

访俄之后，李鸿章在6月13日到达德国，住在恺撒大酒店（Kaiserhof）。恺撒大酒店是柏林首个大都会酒店，也是当时设施最现代、最豪华的酒店。说到这家酒店，禁不住要闲话一笔，因为它后来见证了将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历史一幕。在纳粹接掌德国政权前夕，这家酒店是纳粹党的大本营、希特勒的住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写的一本吹捧希特勒如何一步步夺取政权的书，书名就是《从恺撒大酒店到总理府》。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在此酒店对面的总理府接见希特勒，最后确定是否同意他接任总理。据说29 日到30 日的夜间，希特勒紧张得通宵不寐，在酒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后，戈培尔、罗姆和纳粹的其他头目齐集恺撒大酒店的窗口，焦急翘望总理府大门，等待他们的元首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二战中，此酒店与总理府被完全炸毁，荡然无存。

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所载，德方“特就‘该撒好司’（旅邸名也，译言‘皇帝屋’华贵无出其右矣）代备行馆，不但饩牵丰腆、供张华美已也”，还事先打听了李鸿章的嗜好，“故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中堂常吸之雪茄，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其余概可想见矣”。为迎接李鸿章，德国人真是做足了功课，德国人那种认真细致劲儿，亦可由此略窥一斑。

到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就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稍后专程到汉堡拜访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曾经权倾一时的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不和，于1890 年被迫辞职。此时，这两位都从权力顶峰突被赋闲的“俾斯麦”相见，或有同病相连之感。

李鸿章的欧洲之行。俾斯麦和李鸿章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根据门内尔(Mennell) 先生提供的《新摄影协会》（Neue Photographische Gesellschaft）中的一张照片绘制而成。参见（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1896年7月11日，星期六，第2785期。

德国许多媒体对二人的会晤作了详细报道。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李鸿章向俾斯麦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其征询清朝如何改革、如何使清朝强大的意见。他甚至还说，自己的改革总是遇到来自朝廷的阻力，特向俾斯麦请教如何化解朝廷的阻力。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反对朝廷，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改革才能一马平川，否则就寸步难行。皇帝拥有最高权力，臣子只能向皇帝传达意见和建议，违背皇帝的意志就意味着给自己设置最高障碍。李赞同此点，但又请教如何才能在不违背朝廷旨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说，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军队人数不必多，哪怕只有五万官兵，但必须精良。李鸿章回应说，他们的军队从人数上说已经有了，但确实疏于训练。自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清军已松散不堪了。对此，他早就向朝廷提出了建议，但一直未获重视。现在看到了德国的精兵良将，他才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什么样子。他表示应听从俾斯麦首相的建议，今后尽力推动此事，重整军队已成弦上之箭，普鲁士模式就是方向。俾斯麦强调，关键不在于在全国各地都有军队，而在于在需要时能迅速地调配他们。

俾斯麦从常识出发，认为一个政权无论多保守、多守旧，都不会反对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改革，因为军队强弱对自己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所以整个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军队改革入手。然而他不知道，清王朝的颟顸难以理喻。19 世纪40 年代初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等人提出用敌人新式武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被朝廷拒绝、严斥。使用、装备新式武器都阻力巨大，军队体制改革更难推进。直到甲午惨败后，清朝才开始“练新军”、进行军事改革。

到英国，他自然不忘当年帮助他镇压太平军的“常胜军”首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已于 1885年在苏丹战败身亡，尸骨未存。李鸿章向他的塑像和衣冠冢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敬，还与他的家人见面，表示怀念。

李鸿章离开英国前，英国一家报纸对他的访问作了简短总结：“在他带着对英国的美好印象离开时，他也给英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可以完成这么多工作真是不简单。他从来没有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且在看到什么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时，他不会放弃，直到他已经亲自检查过或者得到了必要的知识为止。如果清朝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并且能够掌控足够的权力的话，那么中华帝国在几年后将会成为最可畏的力量之一。”此文进一步说，现在愿意学习英文的清朝人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多少英国人愿意学习汉语，这是英国人的短视，将是英国在清朝发展的障碍，这篇短评的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清朝的语言”。[1896年8月28日《苏塞克斯郡农业报》（Sussex Agricultural Express）]虽然过于乐观，但当今世界开始出现“汉语热”还是印证了这家媒体百年前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