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非著名杠精 杠朱熹 杠苏轼 被钱钟书多次嘲讽

鲁迅在《华盖集·论辩的魂灵》中，对一类人有极为生动的描写：“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这种人见得多了，人们就拿一个词来概括他们，叫做“杠精”。

但杠精并不是现代物种。今天要讲的，就是清朝的一个非著名杠精——毛奇龄。

毛奇龄是明末清初的浙江萧山人，与毛先舒、毛际可并称“浙中三毛”。毛奇龄少有文名，十三岁时参加童子试，主考陈子龙见此小儿，玩笑道：“黄毛未退，亦来应试？”毛奇龄答道：“鹄飞有待，此振先声。”对仗颇工，满座皆惊。小小年纪就文思敏捷，也就多少沾染了些狂气。

到的年长，正赶上清兵南下，毛奇龄躲在深山中，筑土室读书，钻研经学和文学，当时就有惊人之语：“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这句话实在是太狂了。

更狂的是作为一位经学家，毛奇龄最先树立起来，也是坚持攻击了一辈子的学术靶子，是朱熹。朱熹在经学界的地位堪称泰山北斗，其《四书章句集注》开一代学风，披泽深远。但毛奇龄顶瞧不上他，认为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错谬之极，撰写了大量批评《四书章句集注》的文章，他的门生弟子搜罗来编成一部《四书改错》。

这部书共二十二卷，分三十二门，先列《四书》原文，下附《朱注》，次载毛说，次加按语，计二百三十七条。实在太长，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毛奇龄是怎么“杠”朱熹的。

比如“夫子温良”一句，朱熹解释说“良”在这里是“易直”的意思，平易正直。毛奇龄“杠”道，《说文解字》等书都没有这个解释，而且《乐记》中易、直、良都有出现，倘若按照朱注，“良良慈良”这一句解释起来岂不同饶舌一般，可见朱熹是瞎说的。

这一段被学者杨希闵看作是碰瓷。因为解释是训诂义，并不是要把解释的意思填进原文里，如果按照毛奇龄的说法，那么“周曰庠”一句，孟子解之曰“庠者，养也”，是不是要把《孟子》里的解释也替换成原文呢？

再比如《中庸》中有一句“天命之谓性”，朱熹解释说“性即理也”，毛奇龄又杠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么解释的，这是朱熹的自由发挥。杨希闵显然被惊到了，说郑玄注《乐记》里有一句“理犹性也”，和朱熹的解释不是一个意思吗？难道毛奇龄居然没看过？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经学分为两大流派，宋学和明学，宋学重考据功夫，要“格物致理”，所以经文抠得很细，明学重义理辨证，走高蹈一路，并不过分讲究考据训诂，所以前者看后者空疏，后者看前者琐碎。朱熹是宋学一门的大宗师，而毛奇龄是后一派，承袭的是王阳明的王学，所以两边说不到一起去，毛奇龄又特别能杠，所以有了这段公案。

据说毛奇龄本人的性格又较真又狂傲，到了诙谐的地步。他在书斋中立了一个假人，上面写上朱熹的大名，找到一处错误，就敲木人一下，说：“阿熹，你又错了。”在他看来，朱熹错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书中有一段贯口是这么说的：“四书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九州四海的铁合在一起，都铸不成这一错，这未免太夸张了。这是毛奇龄一贯的文风，好作惊人之语，《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他的文风，是“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不古不今，自成一格”，可以称为杠体。

他对朱熹的攻击不纯是出于学术，也有别的考虑。《四书改错》这部书，是要献给康熙帝的，为的是显示自己，博取政治清誉。谁知道书编成的前一年，康熙帝开始统一思想，开始推崇程朱之学，把朱熹升祀殿上，毛奇龄一听，赶快把《四书改错》的版给毁了。但这部书中的文章是辑录所得，当时又有少量印本传世，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不少学界中人甚至上书要求查禁此书，恐怕也出乎毛奇龄的所料。

作为一名杠精，毛奇龄的另一大事迹，是杠苏东坡。苏东坡有一句诗家喻户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袁枚的《随园诗话》里是这么说的，毛奇龄看到这句大摇其头，批点为“水中之物皆知冷暖，难道鹅不知？必以鸭，妄矣！”这就好比指着《诗经》首篇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班鸠、鸣鸠都可在河之洲，为什么偏偏是雎鸠，没文化！

但事实是，毛奇龄虽然能杠，但还不至于如此硬杠。他的《西河诗话》原意是这样的，有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远胜唐人诗，他认为不然，这恰好是效仿唐人而不到位的结果。唐人有“花间觅路鸟先知”，鸟在花间，所以比寻路的人先知道路，那么“鸭先知”的“先”，是“先”于谁呢？所有水里的动物都知道江水暖了，为什么一定是鸭先知道，没道理。

毛奇龄这一段，杠得也并非全无道理。但钱钟书摇摇头，说有些人还是太年轻，杠得不算不对，但不切中要害。他在《谈艺录》里是这么说的：苏东坡这一句见《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诗中有桃、竹、芦、鸭等物，《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所以这里的“先”，还是“先于人”。而且比起毛奇龄所举张谓的例子，苏东坡的这一句更近于梁王筠《雪里梅花》：“水泉犹未动，亭树已先知”。毛奇龄树了一个假靶子，还打歪了，所以钱钟书说他这一段评论是“灭裂之谈”。

钱钟书不太看得上毛奇龄，《谈艺录》里的一则，说田纶霞《古观堂杂著》里有一段主客对答，一个客人问田纶霞，“汪懋麟的诗为什么学宋人？” 田纶霞答道：“他读过什么宋诗，不过就见过程灏《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一首罢了。”钱钟书在后面填了一条批注，“这个客人想必也是西河一类人”，西河就是说毛奇龄。

毛奇龄学问是有的，毕竟也是一代名士，但他的这两则事迹中，也多少能看出一点问题。一是太迂，凡事太固执己见，总以己论为定论；二是太狂，狂就容易露馅；三是思维能力确实有限。需知学问的基础是提出真问题，研究真问题，问题都找错了，靶子都立歪了，打得越准不是越可笑吗？这也不是毛奇龄一个人的问题，所有杠精都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