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思想文化的流传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去世 被称“古文字通才”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宋宇晟)24日，清华大学发布讣告，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去世，享年86岁。

清华大学发布的讣告。

李学勤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等。

他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上世纪80年代，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90年代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他被认为是“少有的古文字通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

他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研究甲骨文期间，李学勤曾提出“甲骨文非王卜辞学说”；此后，他又先后参与整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整理云梦睡虎地秦简。

晚年，李学勤就职于清华大学，其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清华简”。

2008年7月15日下午，近2500枚从境外抢救的战国时期竹简，抵达清华园。这些竹简后来被人们称为“清华简”。

中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曾用“极为罕见”评价清华简。

此后，李学勤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这些国宝中。

如今，这批竹简的研究已持续十余年。“清华简”中的诸多史料对夏商周三代的史实有所印证、补充或纠正，同时也丰富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

去年11月，“清华简”第八辑研究成果发布，新整理出的8篇失传两千年的文献面世。

而李学勤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这批“清华简”的研究成果计划“出15本左右”。

而作为历史学家，李学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过去因为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被贬低了。更好地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出来，对那些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

他也曾表示，“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值得同世界讲讲”。

清华大学在讣告中称，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文字·文明

——张公者对话李学勤

◇ 时间：2009年3月13日

◇ 地点：北京·李学勤寓所

张公者：人类文明得以延续，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类创造了文字。文字记录了人类文明，文字承载着人类文明。

中华民族的先祖在创造文字的同时，又将文字艺术化，形成独特的汉字艺术—书法。这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创造，将美赋予文字，缘于实用，而成艺术。

李学勤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者。李先生对文字的形成、发展及未来有着自己深邃的思考，对艺术与科学、人类文明等问题亦有着独到的见解。

张公者：您很早就对古文字感兴趣。

李学勤：很早。我在清华念书，并不是学文史的，是学哲学的，具体是想学数理逻辑。我1952年参加工作，到科学院工作时只有19岁。开始学古文字大概是在1949年、1950年的时候，我很喜欢古文字。我常常给人解释：学逻辑的为什么又喜欢古文字？我从小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符号，各式各样的符号我都喜欢，尤其是那些看不懂的符号。数理逻辑是一种符号性的东西，甲骨文也是一种看不懂的符号，所以我对它特别有兴趣。

张公者：您用哲学思维与方法来研究历史、研究文字？

李学勤：逻辑与科学方法论有一定的关系，对锻炼思维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与研究历史、文字还是有关系的。

李学勤与夫人徐维莹（1956年）

张公者：书法界习惯把篆书分成大、小篆。“大篆”的定义比较模糊，大家理解的大篆包含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或者说除去小篆之外、秦之前的字都统称为大篆了。

李学勤：书法界本身有自己的分类。真、草、隶、篆的发生顺序实际是倒过来的。小篆的定义是清楚的，但大篆的定义不够清楚。什么是大篆？秦以前的篆字是大篆，那么秦以前什么样的字是大篆？说法不很一致。我们古文字学界现在是不用“大篆”这个词的，只说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和金文是从文字的载体区分的，不是时期的概念。商代的文字不仅有甲骨文，也有金文、石刻文字，甚至还有书写文字。最好还是按时代划分，商代文字就是商代文字。西周也有甲骨文，我们称之为西周文字，这样比较好一些。

张公者：实际上书法界的称谓还是指“书体”，非“字体”。我觉得从字本体写法出发来区分、命名、定义比较好，不以时间也不以载体来命名。甲骨文作为目前所见最成熟的文字，不会是突然就成熟完备，目前还没有出土实物来归纳出甲骨文形成的脉络。

李学勤：甲骨文形成前一定是有文字的。甲骨文主要是殷墟甲骨文，殷墟甲骨文往前推，最早的时间到武丁，这以前一定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单字在四千字到五千字之间，一定不包括当时所有的文字，从文字结构来说，六书都有。发展到这样一个成熟的系统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在千年以上，所以中国文字起源一定很早。我们也看到，有些陶器文字肯定早于殷墟甲骨文，再往前就是各种陶器符号，陶器符号太多了。我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请学者统计9省的材料，有关的材料摆了一大桌子，数量特别庞大。从陶器上的契刻符号发展到文字，材料还是很多的，但没有系统化。

李学勤著作书影

张公者：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哪种“文字”更接近于甲骨文的早期文字雏形？

李学勤：在时代上最近于殷墟甲骨文的，有蒿城台西的陶器文字、郑州二里岗的肋骨刻辞和小双桥的陶器文字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商代文字实际上还很少，青铜器上的文字比较接近毛笔的书写，西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

张公者：用现有的全部成熟的文字资料以及与文字相关的各种图案，包括中华民族的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早期人类文字，想象的描绘出甲骨文的初始状态及发展脉络而做一种科学设想，您觉得如何？

李学勤：我觉得材料还很不充分，有待更多新的考古发现。

黄子壶（春秋中期）

张公者：甲骨文是刻画上的，出土中也曾有经过书丹未刻者。

李学勤：西周时期用毛笔书写的文字我们也看到了。比如洛阳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有“伯懋文”三个字。在商代真正用毛笔写的字在甲骨和一些别的器物上也有，但是一般的甲骨文是契刻文字，与毛笔书写有些不一样。我们没有看到商代书写的竹简，假如有机会看到竹简，会很难认识，因为差别可能很大。

张公者：您是说刻的和写的差别？

李学勤：刻的和写的会有一定差距。

张公者：书写和刻画在书法上有所不同，您此处说的不同是否包含着在字法上的差异？

李学勤：包括书法上的一些特点的不同。甲骨上刻的字，常常把圆的刻成方的；刻的笔顺，运刀的方向，和毛笔大不相同，比如说用毛笔基本上没有从下往上走的。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鼓文（战国） 故宫博物院藏

张公者：甲骨文是用什么样的刀刻写的？

李学勤：一定是青铜的或玉质的刀。

张公者：青铜质或玉质的刀的硬度能够满足刻画甲骨的要求吗？

李学勤：能够做到。特别是当时刻甲骨的人都是非常熟练的专家，他们有长期的经验，今天仿制的甲骨文没有成功的。

李学勤（左）与马继兴、周世荣于北京潭柘寺（20世纪70年代末）

张公者：汉字字体的发展已经很完善了。包括在书法创作方面，无论如何风格各异，字法不能乱写，万变不离其宗，数千年一直这样沿续的。您觉得后人在书法创作及实用过程中，还有再创造出新字体的可能与必要吗？

李学勤：我觉得创造已经有了。现在有很多人写甲骨文，它真是甲骨文吗？甲骨文是刻的，用毛笔写不很容易。甲骨文的字数比较少，书写者在写甲骨文时创造很多，就好像过去写钟鼎文的人也会创造一些字。

张公者：我觉得这还是在书写方法上的不同，是风格问题，不是字体问题。比如“人”字，甲骨文（ ），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这种思路下去，还会有新的创造吗？

李学勤：简体字就是一种创造，而且是有非常大折影响的创造。

张公者：简体字主要是依据草书简化的，但有些简化字很怪异，简化得没有道理。

李学勤：当然有些字有时会造成误会。比如剩余（繁写为“餘”）的“余”（古为“我”意）字，就比较麻烦。很多简化字是从行草来的，有一定道理，但如“丛”字从前没有，而且“丛”（繁写“叢”、“”）和“从”的关系很小，可能就是一种创造。

张公者：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否也是对汉字系统的一种创造？

李学勤：可以说是对汉字的一种借用或者延伸。它已经不是汉字系统了。日文中真名是汉字，假名的“假”有“借”的意思，借用了一些符号。

张公者：韩国文字完全脱离了汉字系统，与拉丁字母类似，因而也就无法作为书法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载体。片假名吸收草书的因素，因而它可以进行书法艺术创作而有美感可言。文字的简化确实有利于对文字的学习掌握。关于繁、简问题各界有争议，诸如恢复使用繁体字等等。您如何看此问题？

（原文刊发于《中国书画》杂志）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4年至200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赴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先后担任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院士、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教授、美国加利弗尼亚(伯克利)校聘教授、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达默思大学蒙哥马利教授、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年)、《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年)、《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比较考古学随笔》(1991年)、《周易经传溯源》(1992年)、《简帛夫籍与学术史》(1994年)、《走出疑古时代》(1995年)、《古文献丛论》(1996年)、《四海寻珍》(1998年)、《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年)、《重写学术史》(2001年)、《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3年)、《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年)、《青铜器与古代史》(2005年)、《李学勤早期文集》(2008年)、《文物中的古文明》(2008年)等二十余部，学术论文近六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