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潘：人生两大凶德，千万要戒掉

咸丰八年，曾国藩给国荃的信中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两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

曾国藩在这里指出了普通人的两大凶德和弱点：傲慢和话多。某种程度上说，年轻的曾国藩犯过傲慢和多言的错误，但他都能在事后认真反省、改正，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人格，所以曾国藩说的“凶德致败者”是他从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宝贵训诫。

一、傲，败亡之道

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初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

李自成出身贫苦，童年时给地主放羊。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崇祯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

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李自成在荥阳斩露头角。他在艰难困苦的推翻王朝的战争岁月中，绝不向任何敌人屈服，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提出了有利于百姓的“均田免粮”口号。当时的歌谣说：“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当时远近传播，深得人心。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 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 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

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占领北京，推翻了统治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李自成进京后，军纪严明，基本保持了农民军的本色，但是在胜利之中，滋生了骄傲情绪。不仅对复杂多变的东北边关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更没有想到如何对付清军，对于部下、士兵的日益腐化也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武将忙于“追赃助饷”，文官忙于开科取士、登极大典，士兵沉溺于胜利之中，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样一来，起义军丧失了斗志。由于清军对吴三桂的支持，迫使李自成起义军撤回北京，而清军直逼京城。李自成的山海关战役失利，使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官吏纷纷出来对抗起义军。比如牛金星，原来是明朝的一个举人，为了避祸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早期为起义军的扩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此被册封为天佑殿大学士。

但他却以开国功臣自居，私下对人说像李自成这样的农民政权，一定会失败。在起义军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开始设计捕杀起义军将领李岩兄弟。刘宗敏得到这一消息后，怒斥牛金星。牛金星不久离开了李自成，前往河南，这样大顺政权的内部出现了分裂。最终在清军的追击下，李自成被迫离京出走，退到西安。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战败向南溃退，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在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最后，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李自成本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但却“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值得记取历史教训。

二、多言，贻害无穷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曾国藩认为，如果想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戒多言”的本质是在面临人和事的时候，要做到自我控制，避免祸从口出、乱从口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临事不纠缠、少争论的行动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