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遗民：宋国悲剧之源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逐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各国纷纷图强称霸，成就了春秋战国这一拥有独特魅力的纷争乱世。但是却有这么一个国家，本是一等公爵，国家也有相当实力，却不思进取，仅有的两次图霸之举，却成为千古笑谈，这就是宋国。第一次图霸

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不过宋襄公所谓的称霸其实名不副实。话说宋襄公仰慕齐桓公的霸业，也想依葫芦画瓢，高举仁义大旗，指挥天下诸侯。他先是在齐国内乱之时护送公子昭回国继位，而后在鹿地与齐楚会盟，并以盟主自居，自然引起齐楚国君的不满。后来宋襄公又打算在盂地大会诸侯，没想到被楚成王摆了一道，两人因盟主之位争执不下时，楚王竟然派兵把他绑架了。而宋襄公以“仁义”自居，会盟时根本没有带兵。虽然是楚人不讲信义，不过当初齐桓公同样也是被鲁国曹沫在会盟时劫持要挟，结果反而成就了桓公的信誉。说到底还是宋国的实力不被诸侯认可，妄图称霸只能自取其辱。然而吃了大亏后，宋襄公还是做着霸主梦。后来宋又与楚发生泓水之战，其时楚兵多于宋兵，但是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趁楚兵“半渡而击”和“未阵而击”的建议，非要等楚兵布好军阵后再擂鼓进军，并以“仁义”自居（“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结果大败而归。宋襄公空谈仁义却没有自知之明，成为了当时以及后世的笑谈。

宋襄公高举“仁义”大旗第二次图霸

后来的整个春秋时期，宋国都疲于应付周边郑、陈、蔡、曹等国的骚扰，并因夹在争霸的晋楚之间而饱受战乱。战国之时，宋国似乎对于争霸图强不是太感兴趣了，整个战国之世都没什么存在感，直到宋国的最后一任君王宋康王时，宋国似乎又有了崛起的迹象。“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滕，有其地”，当时号称“五千乘之劲宋”。然而这只是假象，夹在齐、楚、魏之间的宋康王对内不修仁政，统治暴虐，对外胡乱用兵，得罪大国。看似强大，实则已经危机四伏。诸侯称宋为“桀宋”，认为“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终于齐国联合楚国和魏国攻灭宋国，瓜分其地。

宋康王时一度兵威甚盛悲剧之源

整个春秋战国，宋国为什么这么奇葩？其实宋国从建立之时便已经注定了宋国的悲剧。武王克商后，为了安抚殷商遗民，让商纣王之子武庚继续统治旧地，并设置“三监”，派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共同监视武庚和殷民，以防作乱。没想武王去世后，因为不满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竟然和武庚联合起来叛乱。周公花了三年时间才完全平定了这场动乱。周王室意识到殷商余孽的力量不可忽视，但又不可能赶尽杀绝，所以便采取分化的措施，将朝歌之地封给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康叔建立卫国，将一部分殷商贵族迁到了成周洛邑进行直接监视，另一部分殷民随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在殷商故地商丘建立宋国，以延续殷商宗祀。再加上当初随箕子远走朝鲜半岛的殷民，整个殷商残余势力被四分五裂。而宋国的周围，又分封了一大批姬姓诸侯，名曰“拱卫王室”，其实也是对宋国以及东夷、淮夷诸国的监视。周成王专门作《微子之命》，其中大肆赞扬了商的祖先汤的仁德，实质却是告诫微子要“慎乃服命”、“律乃有民”。

春秋时期地图

周王室应该是希望将殷商遗民慢慢培养成大周的温顺臣民，绝对不容许再有叛乱出现。我们不难想象，整个西周时期，宋国应该都是处在一种被监控和洗脑的环境中。而这种改造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到了两百多年后的春秋战国，诸侯都开始图强之时，已经被周礼教化成温顺良民的宋人反而有点不适应这种大争之世了。自国君以下，一个个醉心于“仁行义举”。宋襄公自不必说，宋宣公、宋穆公都有让位的美名，宋景公有“荧惑退行”的仁德，宋文公即位前便广施仁义。整个国家盛行出世之道，倾心于发展民生，宋国的陶丘、彭城、商丘等都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而宋国也出了一批素有仁名的飘然之士，孔子、墨子、庄子、惠施、计然都是宋人。可以说，宋人继承了祖先商汤的仁德和聪颖，却失去了当年“大邑商”征伐诸侯的悍勇。也许宋襄公的庶兄公子目夷早就看明白了这一切，所以他才会在宋襄公图霸之时极力劝阻。“天之弃商久矣”，纵然“礼崩乐坏”，宋人也再难以重振祖先的雄风了。

庄子与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