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政治学的学习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政治学(简称“六论”，即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阶级论、民族论、革命论)已经不能有效地回答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本文主要在反思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资源分析中国政治学的学习，试论中国政治学的学习的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长期停滞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理论的渴望，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政治学学科的恢复，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一股脑地在中国流行开来。因此，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不加批判地甚至不予反思地接受新理论、新概念的风气至少持续了长达20年之久。经过20年的“拿来主义”，该拿来的和不该拿来的几乎全都拿来了，该到反思的时候了。

　　将历史制度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运用于比较历史研究时，反思的天窗突然被打开。比较各国历史会发现，当下很多流行的理论和概念原来是基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不但比较历史研究能还原真相甚至是理论创新的路径，哲学思维对于反思或推动政治学知识转型同样不可或缺。

　　反思是建构的开始，而本土文化和本土经验则是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资源。中国不应该仅仅是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转型”。我们说“知识转型”，并不是要抛弃既有的名词如国家、社会、政党、利益集团等，而是应该看到同样的名词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指。

　　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首先，基于传统文化和中国政治史的理论创新。

　　其次，基于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经验，中国政治学提出一些不同于国际社会科学流行的概念。同样围绕国家建构问题，我国学者提出民族一国家维度和民主一国家维度，指出非均衡的维度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通过对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研究，中国政治学发现，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已经走上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一一民主政治!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的隐忧——吴木銮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近日落下帷幕。“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过去十二年中，这个奖项共出现八次空缺。而2000年前共计二十四个项目获得一等奖。有关人士表示，一等奖出缺是因其评选条件比较高。不过，一等奖高频率出缺其实还反映了科研资金使用低效率和学术的问题。

　　基础研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零星证据表明，基金使用很成问题。2004年北京司法机关查处一起巨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件。八年时间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名会计利用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下拨的环节贪污、挪用公款达2亿余元。而审计署公布的2004年度预算执行数据表明，自然科学基金会曾擅自将资金借给一家公司上千万元作为投资，最后这笔资金无法收回，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损失。

　　制度性障碍也将对我国科研长远发展造成巨大损害。中国财政收入近年出现实质性增长，科研人员经费也随之增长。但一些有志于科研的人士发现，海外一些机构用更少的资金却产出大量创新和科研突破，我国学者用了人家数倍资金却常重复别人的成果。一些国家和地区成熟的做法是，重大科研项目申请由全球相关专家做出匿名评审，成果也要经过类似程序评估。对投入多、产出少的科研单位和人员要进行惩罚。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学术评价中，专家的知识和官员的权力巧妙结合，纳税人的资金使用效率往往不理想。

　　对于科研申请和成果评价引入一套公正的评价体系。官员的酌处权要受到严格限制。有可能的话，自然科学的资金管理机构要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拆解，在评审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之后，这些资金提供单位需要对他们的服务水平进行衡量。这样纳税人的资金才有可能不被浪费，科研产出才能更上一层楼。

　　培养哲学思维需要新的《大众哲学》——韩振峰

　　培养哲学思维需要有一本在内容上体现时代要求、形式上通俗易懂的新时期的《大众哲学》。

　　七十多年前，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曾出版过一部《大众哲学》，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道理深刻但通俗易懂”。正如李公朴为《大众哲学》写的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毛译东说《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着作”。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