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为主题的的演讲稿

舍生而取义

世界上的东西，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舍去一些东西，才能取得一些东西。孟子面对选择，做出了舍生取义。可是，一定要舍生才能取义吗？舍生就是为了取义吗？舍生就能取义了吗？

对于西楚霸王，他宁死不肯过江东的故事被人当做大义凛然的真英雄行为，他用死成就了个人大义，而他，却看不到为他战死的千万士兵，把江山拱手相让给对手，失去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而对于越王勾践，他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千古传颂。可是他是在苟且偷生，为吴王做牛做马，受尽凌辱，才成就一番霸业的，他失去了尊严，可是却换来了复国的大义。由此可见，取义，不一定要舍生。生和义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要我们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罢了。

正所谓“人为财死”，许多人舍生，仅仅却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物欲和享受罢了。多少贪官铤而走险，收刮民脂民膏，最后落个被判死刑的下场；多少罪犯丧心病狂，杀人放火，只是为了一点钱财……他们把钱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不仅抛弃了生命。更抛弃了义。他们没有清楚认识到义和生的重要性，而把本不重要的东西放在首位，甚至把生和义都抛弃了，是思想的错位，人性的扭曲。所以，舍生，不一定是为了取义。

而舍生，不一定就能够取义，而且，还有可能灭义。因为他们错把愚义当做大义，为了愚义而牺牲。正如陈宫效忠于吕布一样，吕布本是奸邪之人，而陈宫却对他忠心耿耿，到最后吕布被杀后，他抱着赴死的决心不投降曹操。他本是一个可以大展宏图的谋士，却因为愚忠愚义，把吕布当做明主，誓死效忠一个不义的人。类似的还有被谎言欺骗的德国人民，他们曾经支持拥戴一个疯狂的纳粹分子，还有无数个崇尚武士精神而白白战死的日本军人，他们能不怕死而成全义，只是他们错误把义定位在愚义，而把大义给毁灭了。

所以可见，舍生取义在今天的诠释不仅仅是舍去生命而成全道义，而是要明智的认识大义，明智的成全大义，不能白白牺牲，也不能效忠愚义。

2004年福建省高考满分作文：忠与义的交织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杀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义与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峰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伯乐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枣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以买到期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和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价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生，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权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判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在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检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